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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驱吓民俗与道教因素及其作用的中医学解释

2016-11-21 14:32作者:编辑:周兴阅读:950次
“驱吓”并不是真的能治病,真正起作用的是在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病人精神和心理的一种安慰和关心,以及一定程度上附加的物质能量补充。在“驱吓”中,虽然被认为人死后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它事实上反映的却是江南一带劳动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中所作出的积极努力。驱吓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信仰……

  鬼神观念和鬼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突出现象,无论南北皆存在。不过,在南方文化特别是江南民俗中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因此,汉代班固说:“江南地广,……信巫鬼,重淫祀。”到唐朝魏征等作《隋书》时也认为: “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这种基于历史和地理因素于生活中突出鬼神观念而信仰鬼神的习俗在南方文化中一直传承着,数千年不变,即使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它仍然存在着,有的甚至渐演变成某种独特民俗。现今流行于江南一带的“驱吓(hè)”可以说正是鬼神信仰下的一种去疾治病的方式。


  一、驱吓民俗的内容、形式与历史


  江南地区,多山多水,山青水绿,生长于此的人们多勤劳简朴、聪慧能干,在与自然不断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传承着祖祖辈辈所过着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模式,一方面也传承着某些古老的生活习俗,而“驱吓”就江南驱吓民俗与道教因素及其作用在江南地区至今仍然流传着一种“驱吓”的风俗,主要是针对被认为由非人为因素吓着的病人所进行的一种特殊治疗。


  这种治疗方式和道教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是道教为人去疾治病方法演变之结果。事实上,驱吓本身并不能真正医治病人,真正起作用的是在实施驱吓过程中给被吓者提供了某些精神安慰或精神医治,这些都可以从中医理论角度得到解释。驱吓民俗流传已久,一般主要用于小孩、大人在白天或夜晚经过某种活动,或在经过某一特别地方如坟地,或因其他难以说明的原因所造成的身体不适且有了非感冒、癫痫、中毒等疾病所引发的头痛发烧、吐白沫等现象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被认为某人被鬼神所吓,而此鬼神要么被认为是家族中逝去的亲人鬼魂,要么被认为是某个神灵或其他的孤魂野鬼等,于是家人便会选择 “驱吓”这一方式来为其祛除治疗之。


  其方法是:首先让被吓者或病人在一个安静的房内躺着(也可坐着),驱吓人拿一干净的碗盛一碗清水以及三根筷子走到被吓者的身边,用筷子一头蘸一下碗里的水,然后轻轻地触碰一下被吓者或病人的额头,再在距离被吓者面部正前方3-5cm处对着被吓者左画三圆圈右画三圆圈,接着再用蘸过水的筷子那头让被吓者吹一口气,而后再用筷子另一头蘸水,这样反复再做一次。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驱吓人嘴里会念念有词,其大致内容就是对致使被吓者的神或逝去的亲人的魂或别的某个鬼说明,不要再纠缠被吓者,被吓者即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是无意冒犯,因此请求并威吓其迅速离去等之类的话。这样的步骤完成后,驱吓人让被吓者躺下或坐着休息,自己则在房中一较为隐蔽处把碗平放在地上,然后将筷子拢好,极轻微地念着被吓者家族中逝去的亲人和某些鬼神的称号,说一个称呼便将筷子向碗中直直地立下去一次,直到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


  而在筷子站立于碗中同时驱吓者嘴里所念到的名字,就是造成被吓者受吓的某个鬼或神了,这样家里的人也就知道是哪个鬼神吓了被吓者。筷子定立于碗中时, “驱吓”主要过程算是基本结束,驱吓人也就可以离开了,留下被吓者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休息。不过“驱吓”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扫尾工作要做。那就是一直要等筷子自己倒下去,看它倒向哪个方向,然后家里的父亲或母亲等便抓上一点米和茶叶放进碗里,再拿起筷子连碗里的水一起端到屋外,向筷子倒下去的方向倒掉碗里的水,并说 “XXX,快走啊,别再来了!”或“XXX,走了啊,别再来了!”之类的话,然后回到屋里。


  至此,整个“驱吓”才算是真正结束。经过这样的“驱吓”,一般被吓者也多能在随后的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内好转起来,如果还不能好转,第二天再“驱吓”一次。如果三次“驱吓”都不能使被吓者或病人好起来,家里人就会选择其他方式为“病人” 解决问题。与江南祭祀民俗中男性们始终担当主角不一样,驱吓者一般多为村里对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且经常给人做类似事的年长女性担任,或家中担任母亲角色的长辈女性为之。其原因可能与年长女性有更多的仁慈、无私、宽容、谨慎、庄重和阅历等有关。当然,驱吓者也有男性尊长为之的,只是不多而已。 “驱吓”并不是驱鬼,它和驱鬼稍有不同。在驱鬼中,人们是以攻击性的手段把所谓的“鬼” 从某个人身上或某个地方赶跑甚至消灭。因而“驱鬼”或是请和尚念经,或是请道士作法,或是用镇鬼的黄符贴在家中某些地方,或是用鲜血或污秽之物泼身或某个地方之类等,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当然,也有用祭祀、烧纸钱之类等温和的方式驱赶鬼的。


  而在先秦时期关中地区驱鬼多以土木偶为假想鬼,其法多“刺偶以代刺鬼”,或“埋偶以代埋鬼”,或“食偶以使鬼得到满足”,或“移疾于偶而去人之疾患”,或“焚偶以驱厉鬼”等,这种方法至今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而“驱吓”是以温和的且带有礼节性的方式把人们想象中的造成被吓者的鬼神送走。在驱鬼中,鬼被认为是害人的,是侵略性的,不驱走它就会被认为某个人乃至家庭甚至整个村落都会被带来不幸甚至死亡;而在“驱吓”中,鬼、神被认为只是偶然的或临时性的无意吓着某人或是有求于人,其造成的结果也只主要作用于被吓者个体,于被吓者家人和其他人不发生任何关系,而且这其中不少还被认为是神鬼有意与人亲近的表现。 “驱吓”在江南很早就有,南北朝时期就已非常流行,并传播到北方。譬如梁时陈庆之护送元颢入主洛阳时,在洛期间,“心上急痛,访人解治”,北朝士族杨元慎说他能治。于是: “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啊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蠏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網鱼濿鳖,在河之洲。咀嚼麦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遡浪。噞喁沉浮。白苧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陈庆之在洛得病,本应延医问诊,但他却“访人解治”,可见在他看来其所得之病乃是来洛后为鬼神所致,非医药可解,因而希望能在洛阳找到一个能为他驱除被鬼神所带来病痛者,也因此这才有杨元慎所谓的“解治”。


  而杨元慎为陈庆之的“解治”,从其方法和所念之词来看,当是模仿其时流行于南方的解除鬼神给人带来病灾疼痛的方法即“驱吓”,只不过杨元慎并不是真的懂这种方式,他不过是借南方习俗来羞辱陈庆之,以贬损陈庆之先前所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之说,而张扬其所谓“我魏膺籙受图……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 等。至于杨元慎何以得知南方这种驱吓习俗,史书虽未记载,但由当时诸多南方贵族北迁后被安置于洛阳“归正里”(也叫“吴人坊”)可推知,这当是南方人在北方使用这种生活习俗时为他所见或听说,因而他也就能依葫芦画瓢了。不管怎样,“驱吓”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经成为南方一种较为普遍的生活习俗,不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贵族,当他们认为是鬼神所吓造成身体不适时,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方式祛除之。


  二、“驱吓”中的道教因素


  事实上,由“驱吓”方式方法不难看出,它和道教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是由道教为人治病方式演变而来。《太平经》就认为:“今承负之后,天地大多灾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复有风湿疽疥,今下古得流灾众多,不可胜名也。”因而道教徒也就把治病救人、驱除鬼神作为累积功德和传播教义的重要方法之一。道教徒为人治病时,除了用草药治疗外,多选择安静处让病人呆着,此外再配以符咒之类。一如今人所论:“道家为人治病,除了用中医的方法治病外,还要用符咒的方法驱邪。”而在驱吓中,让被吓者或病人躺在安静的房间,这和道教徒为人治病所作斋醮科仪时等要求环境僻静、洁净一样;驱吓中以干净的碗盛清水和道士为人去疾治病作法时所要求以干净器物盛清水也相同;用筷子蘸水点额头,然后左右绕圈,即类似于道士为人祛病时使用的用手画符之类;用筷子绕圈的同时所念说一些语言则又和道教的神祝和念咒语相近,而道教的神祝功用之一就是为人治病所用。


  《太平经》曰:“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为神祝也。……其祝有可使神伭,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者。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谶语也。……此者,天上神语也,本以召呼神也,相名字时时下漏地,道人得知之,传以相语,故能以治病。”由道教《解秽汤方》也可看出,驱吓的一系列操作和它以符驱秽的方法颇为相近。《解秽汤方》说:“凡书符,叩齿三通,三度称合明天帝日,闭口闭气书之置水椀中,以刀子左搅水三帀,想北斗七星在水中。呪讫,即含水洒,秽气都散。”最后驱吓中轻声读出被吓者逝去的先祖、亲人名字及一些神灵称呼并将筷子定立于碗中乃是将致使被吓者鬼神之类的秽气凝聚压制住而迫使它离去,这也和道教中作法祛除鬼物之类相似。可见,“驱吓”实质上是道教徒早期以斋醮、符箓为主为人治病的几种方法综合使用而流于民间的演变结果。从“驱吓”所使用的器具到简单符号的画出,再到念祝(呪)的语言的使用,再到将筷子定立在碗中,这是一个连环作法过程,与道士以斋醮以符箓为人驱病极为相似,其道理和目的更是相同。


  在这一过程中本由道士完成的内容和步骤传到了民间,被百姓学习、效仿,然后自行演绎,最后成为了今天这样的一种驱吓形式。其中道士的神祝咒语可能由于不外传或不好懂、不好学或难以记忆和传播,因而百姓在传承中也就根据神祝咒语大意而自行编造一些语言来代替之。驱吓事实上并不是真的能驱除鬼神之类,也不能真正地解除什么病痛,而只是于这一过程中给人以心理潜意识的暗示和安慰,从而使被吓者的神经、身体都能得到一种彻底的休息和放松,即如道教所曰: “清目不视,静耳不听,闭口不言,委心不虑。弃聪明,反泰一,休精神,去知故,无好无憎,是为大通。除秽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为而不成?”从而最后达到解除病痛的除病目的和效果。


  三、“驱吓”作用的中医学解释


  “驱吓”,表面上看似乎是鬼神信仰下的一种迷信活动,然而揭开这表面的一层不难看到,在整个驱吓过程中渗透着的却是人性关怀,它完全可以从中医理论的角度予以合理解释。中医认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又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这就是说,心主人之神,神伤则可累及于五脏六腑,使五脏六腑出现淤阻、堵塞,不交通,继而就会造成身体疾病。而神伤原因一方面在于精神思虑,所谓:“忧愁恐惧则伤心”、“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也就是说精神思虑过度就会导致神伤,从而累及五脏,而五脏六腑又和人的身体密切相关,此不仅在于心属火主脉、肾属水主骨、肺属金主皮毛、肝属木主筋、脾属土主肉,更在于“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于是因五脏累就导致了人身体致病。明人张介宾就说“思虑劳倦伤心脾,以致气虚精陷,而为怔忡、惊悸、不寐者。”而今人通过研究也认为“心理疲劳病在五脏,与肝脾密切相关。”这种由精神方面因素引发五脏六腑不调继而引发的疾病,明张景岳认为是“情志病”。他在继承和总结前人学说的基础上认为“肝胆心肾四脏皆能病怒”“心脾皆可病于思”“心肺肝脾四脏皆可病于忧”“心肾肝脾胃皆主于恐”,也就是说,“情志可以导致气机紊乱、脏腑损伤,而脏腑发病同样也可以致使情志异常”。这种理论对后人影响很大,所以清代陈士铎认为:“人有用心太过,思虑终宵,以致精神恍惚,语言倦怠,忽忽若有所失,腰脚沉重,肢体困惫,人以为怯症之成也,谁知是劳心以致伤神乎!


  夫心藏神,神之久安于心者,因心血之旺也。思虑无穷,劳其心矣,心劳则血必渐耗,而神无以养,恍恍惚惚,有无定之形。” 神伤原因的另一方面则在于形体上的劳累疲乏,即体力劳动过度造成的损伤。而劳力过度主要指体力劳动负担过重,时间过长,得不到应有的休息以恢复体力,以致积劳成疾。劳力过度能耗损人体的精气,且外损形体,内伤脏腑。体力之劳,主要是筋肉骨节运动,劳力太过易损及肌肉筋骨等,脾主四肢和肌肉,肝主筋,为“罢极之本”,故劳力太过,也易内伤脾与肝等脏,临床可见四肢肌肉痿弱,腰膝疼痛,关节屈伸不利等 [14]2。可以说,形体伤损因累及身体脏器,继而便牵涉于心神,所谓:“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人的神明、气象、志趣和人的身体五脏六腑及其外在表现的筋、骨、肉和皮毛密切相连,而筋骨肉皮毛的劳累、疲乏和损伤必然就会反作用于五脏六腑,继而又连及人的神、气、血,所以不仅皮毛受损、伤筋、动骨、劳累、疲乏会致病,悲、哀、忧、伤、惊、恐也会致病。中医对皮毛受损、伤筋动骨则多用中药、手术结合而外治,并辅以汤药内服调理血脉。而对劳累、疲乏、喜、怒、悲、思、忧、惊、恐、惧(畏)等则主以五脏和情志的调理, “一般都采用治神以安脏和治脏以调神的方法来进行整体调整,达到心身和谐”。即通过中药调理以安心神为主,此正如《淮南子》中所说: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所以清人陈士铎认为治疗此类疾病:“治法,必急救其心,而救心必以安神为主。方用定神汤。”


  在驱吓中,被吓者表现出来的头痛、无力、呕吐、手舞足蹈、惊悸、乱语等诸身体不适现象,一般都是或因体力劳累疲乏或饮食不节而致精神受损,或因惊、惧、恐、哀等致心神受累,从而连及五脏,而最后出现头痛、腹泻、呕吐、痉挛等症,一如《黄帝内经》所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而“驱吓”则是驱吓人通过一系列动作来使所谓的鬼神等作用于人体的力量、邪气等消失,这让被吓者以为驱吓人通过这些动作获得了某种“神秘力量”消除了自己身上一切因鬼怪等所造成的不适,从而安静、镇定下来,无须再去想什么或去做什么;加上“驱吓”一般又都由年长女性或专门的年长女性担任驱吓者,她及其驱吓动作无疑也让病人内心感受得到一种特殊的被关怀、关心、爱护和治疗。这样,来自精神上的自我和她人的安慰无疑也就让被吓者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和愉悦,引起内心的快乐和平静,从而使病人神经得到一种镇静、松弛和安定,其机体和气机也就都能得到较好恢复。另一方面让被吓者躺在安静的房间里休息,不受任何打扰,这其实也是使被吓者身体和神经得到一个充分的安慰和休息,最后达到神定效果,使其体力和免疫力得到增强,于是其身体上的一些不适也就因身体自身的调解而得以消除,最后精神便又恢复出好的状态来。


  正如《素问·痹证》所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得神者昌”;又如《东医宝鉴》所说:“心地自然清净,疾病自然安痊。能如是则药未到口,病已忘矣。”不难看出,驱吓过程中的这些行为、方式和对被吓者的处理方法基本上都在很大程度地暗合了中医理论;同时伴随驱吓的辅助性活动是给予被吓者饮食上一种特别的照顾,诸如一碗鸡蛋面之类等有营养的食物。如此,病人在所谓的“驱吓”后得到相应的能量补充,其体质和神经也就得到了一定濡养,从而使一时衰弱的体能、下降的免疫力和受刺激的心理等皆有所缓解和恢复,最后将体内轻微的风、寒、暑、湿、躁、热(火)等六淫之气化解或排出体外。如此,经过几个小时或半天到两三天的休息,所谓被吓者身体机能和精神面貌也就能基本恢复如初。因而“驱吓” 表面上看是一种迷信活动,其实质则是一种心理调节和精神医治等中医治疗疾病方法的运用。


  总之,今天依据科学人们早已经知道人、物死后最后都被大自然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以及某些矿物质之类,根本不会有什么魂魄、神灵的存在,因而也就根本不会有人死后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驱吓”并不是真的能治病,真正起作用的是在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病人精神和心理的一种安慰和关心,以及一定程度上附加的物质能量补充。在“驱吓”中,虽然被认为人死后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它事实上反映的却是江南一带劳动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中所作出的积极努力。驱吓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它的一系列动作与道教以符箓为人疗病驱疾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就是道教徒为人治病的方法在民间的演变之结果。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